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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降息潮,經濟能重拾上漲嗎?
2019-09-19 14:48 作者:范欣 來源:中國經營網

今年以來,全球貨幣政策集體轉向寬松,不僅印度、埃及、馬來西亞、菲律賓這些發展中國家開啟了降息模式,美國、歐盟、韓國等發達國家也加入了降息陣營。近期,歐洲央行下調存款便利利率后已正式進入負利率時代,而且,歐洲央行重啟了量化寬松(QE)政策,每月額度為200億歐元。

表面看,全球貨幣政策轉向寬松主要在于各國經濟增速呈下降趨勢,美國二季度GDP增速由一季度的3.1%下滑至2.1%,歐盟在英國脫鉤問題拖累下二季度GDP增速下行至1.1%,新興市場的印度、巴西、俄羅斯等國經濟均出現較快下降。在經濟進入下行區間時,采取放松貨幣政策降低實際利率、增加通脹水平,鼓勵企業和居民增加借貸帶動整體信用擴張,當企業和居民不愿增加舉債規模時,就由各國央行直接進場購買國債,并輔以積極財政政策,拉動總需求水平以帶動經濟增長。這一措施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期間起到了穩定信心的作用,成功將全球經濟增長拉回到正常區間,保持了10年來全球經濟的平穩。

從經濟學原理來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提出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近年來發達國家普遍都遇到了勞動力增長瓶頸,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總和生育率出現快速下降,韓國甚至下降到1以下,即1個適齡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不到1個;同時,全球技術進步近年來也沒有出現明顯突破,摩爾定律近十來年只有幾個百分點的增速,根本無法與此前5年增長10倍相提并論。要提高或者說維持現有經濟增長速度只有不斷增加資本投入規模方可實現,但資本投入的拉動作用不可能無限大,否則成了光靠印鈔就能拉動經濟增長的偽命題。就目前而言,資本在推動經濟增速上的邊際效用已進入遞減區間,且負面作用已開始快速顯現,最直接的副作用有三點。

一是滋生資產價格泡沫。長期低利率環境下確實能讓居民和企業增加舉債,但增加的舉債并非均投入到了實體經濟領域,相當一部分資金進入了股市、債市和房地產市場,使資本市場趨于泡沫化,比如美國上市公司在低利率環境下大幅回購股票帶動美國納斯達克指數2009年至今股市上漲超4倍,全球資本在美國購房使美國新房銷售均價從2009年末的27.1萬美元/套上漲至2018年末的38.5萬美元/套,歐盟區的情況也大致如此。長期而言,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會提高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進而吞噬企業利潤,一些制造業企業會因成本大幅上漲不得不關門轉向成本低廉地區,僅剩一些能承受成本上漲的高科技型企業。一旦高科技企業創新速度放緩同樣會出現類似情況,比如近年來蘋果手機在喬布斯后再無革命性創新。股市的上漲就最終變成企業盈利不漲、市盈率漲的零和游戲,市場風險也隨之提高。

二是增加發達國家貧富差距。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在推動資產價格大幅上漲的同時會增加貧富差距水平,其中原因主要在于富裕階層收入更容易通過資本投資獲得收益,而貧困階層則缺乏原始資本積累,其收益來源主要為勞動報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祖克曼研究顯示,美國0.1%的富人控制著美國20%的財富,1%的富人控制著美國約40%的財富。貧富差距的拉大對有效擴大社會總需求十分不利,畢竟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更低。

三是會增加一個國家乃至全球的債務水平。由于不同期限的國債利率被人為地壓制在低位,各國政府部門通過增加舉債刺激經濟的力度也隨之大幅增加,有的國家通過政府舉債加大修建基礎設施建設,有的用來減稅,有的則是提高居民福利水平,還有的用來增加軍費。總之不管用來做什么,花錢總比賺錢容易,美國債務規模近年來就一直處于上升階段,到2018年末美國總負債已達22.1萬億美元,過高的債務會增加每年美國利息支出、減少其他領域支出,這也就是為何特朗普上臺后廢除奧巴馬時期的醫改計劃并向全球開啟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原因。如果美國債務過高導致危機出現,美國還可以憑借其美元的支付地位向全球轉嫁危機,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最后就演變為“美國生病、全球吃藥”的結果,但其他國家一旦出現債務危機就沒有這么幸運了。

當然,發達國家執政者和央行行長都是全球頂尖的精英,上述淺顯的道理他們也都心知肚明,但在目前發達國家治理結構下為維持經濟增長和就業率除了寬松貨幣或許別無他法。比如大力推動貧富差距改革措施會損害大財團和大公司的利益,導致其向其他國家轉移資產或者干脆不支持總統連任;比如采取緊縮政策過緊日子短期會損害一大部分人利益,看看法國巴黎的黃背心運動和希臘間歇式罷工運動就知道改革的難度有多大;再比如曾經的經濟強國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為提高國民福利而不惜破壞經濟運行規則導致如今的高通脹和經濟衰退。

當前全球經濟形勢與80年代時期有著某種相似之處,只不過當時高流動性導致的高通脹如今換成了高資產價格,當時引領美國等發達國家度過經濟困難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有保羅·沃爾克這樣的美聯儲主席,可以頂住各方壓力提高利率,但在如今的全球形勢下很難再出現這樣的奇人。

綜上,當前全球貨幣政策集體轉向寬松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已呈現邊際效用遞減之趨勢,但因發達國家勞動力和技術更替速度都處于下降趨勢,真正改革很難推進,除貨幣寬松似乎沒有更好辦法,在此背景下市場很難真正“出清”,一旦疊加原油等其他大宗商品的意外上漲,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將陡然增加。總的來說,發達國家終究還是不愿承擔危機所帶來的短期痛苦,只會選擇延續貨幣寬松以期待期間會出現新技術革命或者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水平能大幅提升產生新需求。

作者為財經評論員

*除《中國經營報》署名文章外,其他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中國經營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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